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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泰克禁赛可以分期执行，兴奋剂处罚是否存在双标？

上个月，国际网球诚信机构（ITIA）发布公告称，五个大满贯得主——23岁的波兰选手斯瓦泰克在今年八月的一次兴奋剂检测当中发现了曲美他嗪阳性，将会被处以一个月的禁赛处罚。今年早些时候，ITIA宣布ATP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选手辛纳在3月时两次的药检为阳性，但判定“球员无过错”。

两位球王、球后级别的运动员先后遭遇禁药丑闻，人们不禁要问职业网坛到底怎么了?

昨天，斯瓦泰克首次通过媒体回应此事，她坦承自己收到禁赛通知时一度无比恐慌。““我害怕公众的反应，人们会如何看待我。如果我说我不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就是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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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ITIA的公示，今年8月，斯瓦泰克的一份赛外样本（也就是非比赛时段抽检的样本）被检测出曲美他嗪阳性。此后，斯瓦泰克选择了上诉，并提交了理由：她因为比赛压力和经常需要倒时差，所以会吃一种波兰生产的褪黑素帮助睡眠，然而这种药物因为厂家的生产工艺问题导致了被曲美他嗪污染，所以斯瓦泰克才会误服了禁药。

相比之下，辛纳方面给出理由就更具故事性一些。他在今年3月的印第安威尔斯大师赛期间提供的赛内样本被检测出含有氯司替勃，而且在8天后的赛外样本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辛纳他声称，是他的理疗师手部受伤之后，健身教练为理疗师使用了一种治疗喷雾，而这种喷雾中含有氯司替勃，然后理疗师再用带着喷雾残余的手给辛纳按摩，通过辛纳背部的伤口导致了透皮污染。

斯瓦泰克和辛纳这边，当然是强调自身清白，在他们二人的回应中，除了列举自己此前从未有过服用禁药的先例之外，都不约而同的强调了自己因为此事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大概意思就是——我没有错，也理解和接受处罚，但事情到这里就可以了。ATP和WTA的官方公告也在为两位世界第一站台，一个宣称“欣慰于辛纳没有任何过错”，一个则是表示会“全力支持斯瓦泰克”。

美国网球名宿罗迪克在自己的播客中谈论到此事时，认为斯瓦泰克本身虽然并无过错，但1个月的禁赛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不管是斯瓦泰克还是辛纳，都不会因为禁赛错过任何一项重大赛事，包括已经打完了的年终总决赛和还没有开打的澳网和法网……

罗迪克笑称，两人多半是接受了ITIA的认罪协议，使得双方都能获得一个台阶，毕竟不管是否存在误服现象，这个禁赛时间都未免太过于儿戏了。

加拿大选手沙波瓦洛夫和澳大利亚选手克耶高斯则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现役职业选手的看法——他们同样对“区区”一个月的禁赛期颇有微词，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罚酒三杯”式的处罚，让此前哈勒普和特洛伊基在类似情况下所受到的重罚，就显得非常不公平。

罗马尼亚选手哈勒普同样也是大满贯得主和WTA曾经的世界第一，她在2022年的美网被检测出赛内样本的罗沙司他阳性，经过多次调查之后，被判处了长达4年的禁赛，此后她通过上诉成功将自己的禁赛期缩短到了9个月——然而受此事件的影响，她离开职业赛场的时间已经长达了两年之久。

所以哈勒普用“荒谬”来评价她听到“斯瓦泰克仅仅被禁赛一个月”的消息之后的反应，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愤怒地写道：“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所承受的（和斯瓦泰克相比）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找不到答案，我认为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 这只能是来自ITIA的恶意，该组织竭尽全力想要摧毁我。”

“它非常想毁掉我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

“我一直相信美好，相信这项运动的公平，相信善良。对我的不公，过去痛苦，现在痛苦，也许永远痛苦。在同一时间发生的相同案件中，国际网球协会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损害我的利益，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能接受WTA和球员理事会不想把我应得的东西还给我!”

而特洛伊基就更惨了。十年前的蒙特卡洛大师赛结束之后，特洛伊基因为本身有晕血，而且赛后又特别疲劳，所以询问抽血的医生是否可以在第二天再抽血。当值医生的回答是，可以，并且告诉他只要写一封解释信交给ITF，当天就可以不用血检。而且这位医生还表示，她会对这个结果负责。于是特洛伊基给医生提供了尿液样本，并当场写了解释信就走了，第二天他来做了血检，尿样和血样都没有任何问题。然而ITF却因为特洛伊基没有按时提供血样，最终对他处于18个月的禁赛（最终通过上诉缩减到了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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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我们先不谈可怜的特洛伊基，ITF对于哈勒普与辛纳、斯瓦泰克之间的不同处罚，是否真的存在双重标准呢？

答案是……大概率没有，或者说，至少明面上没有。

虽然哈勒普一直宣称自己的无辜以及“灵魂的纯洁”，但回看哈勒普的卷宗，她体内的罗沙司他浓度相当之高——这一点成为了最终裁决和量刑的重要依据。尽管哈勒普在上诉中辩解，她在外出就餐时，食品被罗沙司他污染，因此导致了误服摄入，然而仲裁法庭请来的专家在经过评审后认定，如果仅仅是食品污染，根本无法让她体内的罗沙司他达到尿样中的浓度。为此，仲裁法庭还对哈普勒的运动员生物护照（长期血液追踪指标）进行了51次血检，最终确认了2022年期间哈普勒使用过违禁药物的事实。

相对比之下，不管是辛纳还是斯瓦泰克，两人体内的违禁药物浓度都是“极微量”，也就是几乎不会影响到比赛的那种。与此同时，辛纳的团队提供了健身教练购买喷雾剂的证据，并且专家也确认了该喷雾剂的成分确实有概率会造成透皮污染；斯瓦泰克的团队也提供了她长期服用褪黑素的证据，也提供了被曲美他嗪污染的药物的证据。简单的说，就是哈普勒体内的违禁药物浓度过高，而她的团队又无法提供具备说服力的证据；反观辛纳和斯瓦泰克这边，不仅药物浓度“极微量”，而且团队准备充分，证据链详实确凿，所以才有了不同的判决结果。

此次事件除了判罚尺度之外，另外一个备受大家关注的点在于，斯瓦泰克的禁赛期居然还能“分期付款”，分开两段来禁赛，以至于正好让她能够参加年终总决赛，这又是为何？仔细回顾之后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在于，斯瓦泰克的团队非常合理的利用了规则，同时也有一点点的运气成分。对于运动员药检阳性之后的处理，ITF的规定是这样的：通知运动员药检阳性结果，并开始对运动员进行临时禁赛。

运动员有权利进行上诉，上诉理由如果被仲裁法庭接受，那么临时禁赛将会被暂时解除。仲裁法庭召开听证会，做出判罚，如果运动员后续还需要被禁赛，那么后续的禁赛时间将会先把此前的临时禁赛时间扣除。斯瓦泰克接到药检阳性的通知是在9月13号，此时她开始进入临时禁赛。

而她的团队在十天之后，也就是9月22号，正式提出了上诉；然后ITIA对上诉的审核又用了12天的时间，直到10月4号才批准了上诉，此时斯瓦泰克的临时禁赛结束。从9月12号到10月4号，总共22天。最终的禁赛处罚是30天，扣除掉22天，当然就只剩下8天——这就恰好让斯瓦泰克在禁赛结束之后赶上了年终总决赛。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如果斯瓦泰克的团队和ITIA的工作效率能够更高一点，都能在一两天内把事情搞定，那么斯瓦泰克反而就会因为临时禁赛的天数变短了，导致后续禁赛的时间变长，最终错过年终总决赛，当然现在的情况是正好相反。

根据目前ITF的规则，球员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行踪和所在地点，以方便兴奋剂组织随时检测，如果一名球员在18个月之内缺席兴奋检测三次就需要被禁赛处罚。同时兴奋剂检测并非一视同仁，对于TOP50和TOP10球员的检测次数都不一样，德约科维奇就多次声称ITF恶意针对自己，经常进行高密度检测。

然而在三巨头时期，费德勒、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每个月基本都要接受至少1次的ATP药检（当然小德可能是2次），这还不算参加比赛必须留存的运动员生物护照，以及他们自己所在国家的常规药检以及国际奥委会可能的飞行药检……

尽管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这一定做到了应检尽检，但想要规避这种密度的药检筛查，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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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是否足以说明辛纳和斯瓦泰克就一定是清白的呢？

很难说。

对两人从轻处罚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两人体内违禁药物的浓度非常低。然而，早在辛纳案件曝光之前，就有欧洲媒体就刊出了《意大利网球、足球和奥运会的氯司替勃 兴奋剂危机》的深度报道，暗指有大人物一直服用兴奋剂，并且文章中还指出，这些顶级运动员的专家团队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加快违禁药物的代谢，所以“低浓度”并不能代表100%的清白。另外，两人的过往行为良好，并能提供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些都加了很大的分，然而也必须承认，这些证据也确实太依赖“巧合”了。

辛纳这边，理疗师手上正好有残余的喷剂，且这些残余药液又正好通过按摩接触到了辛纳背后的伤口，又正好能被伤口所吸收……

这个故事怎么听都有点……扯谈？

当然，更扯谈的故事不是没有，比如美国花样游泳运动员卡莉丝塔·刘在今年巴黎奥运会同样是药检阳性，她给出的理由就是自己父亲每天使用的眼药水会滴在床上，而她躺在床上时被床单上的药液透皮污染。又比如美国田径运动员吉尔·罗伯茨，也是药检阳性，他的理由是自己女友使用了含有违禁药物的喷鼻水，两人接吻后透皮污染了自己。

总而言之，不管你的理由有多扯谈，主要还是看证据，证据只要到位，而且能被仲裁法庭采信，那就没有问题。斯瓦泰克这边也是，尽管她服用的那款褪黑素的药厂发表了声明，称自己的工艺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也不可能存在曲美他嗪的污染源——然而斯瓦泰克团队确实向调查组提供了相应的受到了污染的药物，而药物厂家那边也说，只有一个律师团队联系了他们，根本没有人来实地检查过，但谁在乎呢？

回过头来看，你依然可以认为这一事件当中存在着阴谋论，而且逻辑链也能自洽——

辛纳去年取代费德勒成为ATP最受欢迎的球员，劳力士、耐克、古驰、海德等大公司与辛纳签订了价值不菲的合同，其中耐克的合同就为期10年、价值高达1.58亿美元。所以，辛纳的商业价值将网球机构和商业公司连结成了利益捆绑的战略联盟，维护辛纳就是维护他背后十数亿的利益。

这完全说得通。但无论如何，关键依然在于，你的故事，啊不对，是你提供的证据链，是否足以让仲裁法庭采信。

想必大家还记得俄罗斯花滑三娃之一的瓦利耶娃，也是因为曲美他嗪阳性而被禁赛，而且她体内的曲美他嗪含量也是“极微弱”，而且用的还是原本不具备法律效力的非标准检测法。

但仲裁法庭就是采信了。瓦利耶娃第一次上诉的时候给出的理由是，祖父有心脏病必须服用曲美他嗪，而她与祖父关系很好，经常共用水杯，这有可能导致了感染，以及祖父家的厨房案板上也有大概率沾染了曲美他嗪的药物粉末，他们常在案板上做甜点，由此导致的误服也是可能的。这个故事在逻辑上甚至比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些被豁免的案例还要更强一些，然而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瓦利耶娃还是被禁赛了。

最后，对于这件事情的总结，就让我们引述美国选手弗里茨在自己社媒上写下的一段话来做总结：

“就推特上那些言论来看，最让我抓狂的并不是事情本身。我们很难确切知道，这些具体案例的真实情况和所有细节，所以我不喜欢发表揣测言论。能有诚实的观点那挺好，但作为球员，看到网球受众所表现出的狂热偏见，我无法理解也非常难受。为什么不能消除个人偏见，形成一个有见地的，忠于事实的观点呢？作为球员，你即便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不特指任何人），那些支持你的对手，或是对你有偏见的球迷，还是会盲目推动让你沦为骗子的叙述。这样的情况，真让我为所有必须经历这一切的，真正无辜的球员感到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