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6~8名进攻球员配2~4名防守球员（还被鼓励积极前插）的原始足球不同，2-3-5首次以整体思维思考足球，它首次让球队阵型达到攻守平衡：当球队防守时，两名防守球员负责看守对方的内锋（通常有2~4人）；而中场的三名球员则负责防住剩下的几名前锋。位于中轴线的中卫球员，是这个阵型的关键人物，不仅协助球队的进攻组织，还需要盯死对手最具威胁的进攻球员——中锋，被认为是日后“自由人”角色的雏形。深受殖民文化影响的乌拉圭和阿根廷，就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上使用这个阵型，并分别取得冠亚军。

阿根廷与乌拉圭

但这个阵型存在破局难题，即当对手和你使用同一阵型时，很容易成为“长刀互捅”。于是如何从本方禁区将皮球快速传到对手禁区，避开“长刀”攻击，用“短刀”快速结束战斗的战术思想，开始在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一代流行，他们被称为“多瑙河学派”。

“多瑙河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国家队主帅迈尔斯和当家球星辛德拉尔。他们的巅峰之作，是从1928年到1933年间创造了连续14场的不败神话，是欧洲足球史上第一支称得上“伟大”的国家队。“多瑙河学派”的基础仍然是2-3-5，但团队更讲究短传与个人突破，神来之笔是将一名进攻球员回撤到中锋身后——此举被认为是前腰这一位置的雏形。

而我们的主角波佐，此时则开始在意大利国家队身上实验一种攻防更为平衡，攻防衔接更为流畅的新阵型——2-3-2-3，业界被称为“条理阵型”(Metodo）。Metodo的战术基础仍然是2-3-5，但它是“多瑙河学派”的衍生产物，因为它不仅保留了前腰的概念，还多配上一名前腰协助进攻组织。

波佐真正划时代的改造是在后防线上，他意识到球队需要压制对方的中场以取得人数优势，于是3名中场在防守时会适时回撤，并在两名中卫身前形成第一道屏障。

新阵型

较之以往的阵型，Metodo加强了防守能力，并首次提出了“攻防转换”的战术概念。是日后链式防守、快速防反和4-3-3的思想土壤。

如今的足球是一场模仿游戏，波佐所处的那个年代信息扩散速度还并不算快，于是，他依靠这套独创战术接连征服了1934和1938年两届世界杯。

一战后的意大利与德国内忧外患纷争不断，经济下行严重，百姓民不聊生。民众此时急需要一名领袖，依靠“强人政治”来统筹国家散落的凝聚力，摆脱国家颓废的现状。因此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

墨索里尼是个搞内政和经济的专家，在他的治理下意大利发展很快，修建了国家的现代基建：火车站、邮局、法庭、大学、工厂、疗养院......下一步，他计划借助体育的力量来传播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足球这样的情况下被动成了他的重要宣传工具。

波佐

于是意大利主办了第二届即1934年世界杯，与以往的“游戏”不同，这是波佐人生经历中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考”：领袖给他布置的任务是夺冠。在通往夺冠的道路上，主打2-3-2-3的意大利队连克传统强队，1/4决赛阶段他们1-0小胜西班牙晋级。之后的半决赛，他们击败了如日中天，主打“多瑙河学派”的奥地利，涉险过关。

决赛场上，意大利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波佐的前腰战术在加时赛阶段发挥关键作用：抓住捷克斯洛伐克后卫体能下降、精神不集中的契机，意大利队一次直传刺穿对手防线，前锋一蹴而就，2比1！意大利队获得了1934年世界杯冠军。赛后他被欢庆的球员们扛在肩膀上的画面，永远地留在了世界杯历史影像集中。

被队员举起来的波佐

尽管墨索里尼几乎满足了他所有的外在条件，但球场上的波佐绝不容许外人插手，哪怕是领袖也不行。4年后，他踌躇满志地带领意大利前往法国，踏上卫冕之路。

随着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影响力与日俱增，欧洲范围内的反法西斯声音也在增强，意大利球员也因此成了球场上的法西斯主义牺牲品：只要意大利球员一拿球，全场就爆发出嘘声。在权力巅峰疯狂的墨索里尼不容许其他人的质疑，因此他在给球队的出征电报中威胁道：赢球或者去死！(Vincere omorire!) 。波佐和他手下的球员们已经没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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